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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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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的重大贡献还在于在科学教育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方面．他建立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建设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他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教育和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30年代创建了颇负盛名的清华物理学系和理学院，聘请名教授来校，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作出重要贡献。
叶企孙被称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对中国物理学研究、理科研究、教育事业乃至世界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受到他的提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两弹一星”功臣中的13位与叶企孙的师承谱系在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9位是叶企孙的弟子。
王淦昌
王淦昌是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届（1929年）毕业生，因而是叶企孙的大弟子。王淦昌考入清华，选的是化学系，后在叶企孙循循善诱的引导下，他才改选了物理：“……是叶师的为人品德，他对学生的厚爱，他的教学，像磁石吸铁那样把我吸引到物理科学事业中去了。……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在叶师的循循善诱下，我逐渐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叶企孙不仅让王淦昌选择了物理专业，也把科学救国的“种子”播进他的心中。
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广为人知。王淦昌也参加了那次集会游行。当晚，他和几位同学去叶企孙家，向老师描述了白天惊心动魄的场面。叶企孙听后，激动地问他们：“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落后，为什么会挨打？如果我们国家像大唐时代那样强盛，这个世界谁敢欺负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外国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1930年被叶企孙推荐到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师从迈特涅教授。这位教授曾参与发现铀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实验，后来又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原子弹就是在此基础上得以研制成功的。王淦昌的科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原子核物理有缘，他后来就成了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担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由于他对我国的核能事业的重大贡献，欧美报刊曾称誉他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
几年后，王淦昌在德国柏林拿到了博士学位，导师劝他留在德国工作。他对王淦昌说，中国研究条件差，设备陈旧，回国会影响你的前程。这时候，王淦昌又想到叶企孙说的那句话“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他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义无反顾选择回国。
王大珩
王大珩于1938年赴英国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在谈到他自己为什么从物理学改学光学时，他曾这样回忆道：“在设置留学生的专业和名额上，叶先生有深谋远虑。在抗战前中国的光学工业是零，而国防需要光学机械，为此他设置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王大珩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还与两位清华校友王淦昌、陈芳允及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杨嘉墀一起，倡议开展了我国发展高科技的“863计划”。其爱国奉献的精神与恩师叶企孙一脉相承。
叶企孙的人格高尚是有口皆碑的。王大珩说：“叶先生不仅教我学知识，更重要的、使我终身受益的是，我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爱国的、无私的人格。”
赵九章
赵九章是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五届（1933年）毕业生。叶企孙在送他出国留学时，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叫他改学气象学。1935年，赵九章赴德国留学攻读气象，193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成了我国大气物理、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人类探测太空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于1964年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领导筹建了中科院卫星设计院，为我国的卫星研制立下大功。因此，80年代中国科学院向国家申报卫星研制的科技特等奖时，按成就大小的排名为赵九章、钱骥、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等，赵九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卫星第一功臣”。
钱学森
钱学森报考清华留美考试时，学的是铁道机械。当时主持考试工作的叶企孙建议钱学森改行航空机械学，成功地将钱学森引导至航空事业。一日，叶企孙讲授电磁学，他发现班上有个学生总是低头看书，不听他讲课。可到了提问环节，该学生又总是对答如流。于是，叶企孙开始留意这个表现异常的学生。终于有一天，师生间有了这样的对话：
“你能看懂这本教材吗？”
“能，快看完了。”学生紧张地说。
“既然都能看懂这本书，还来听我的课不是浪费时间吗？”
学生不敢回答。
看着低头不语的学生，叶企孙笑着说：“以后再有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听了，我批准你免课。但实验你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在之后的一次电磁学考试中，学生信心十足交卷后，原以为至少得95分以上，却只得了83分。叶企孙告诉学生，“你的理论成绩几乎得了满分，但实验成绩拖了总分的后腿。如果实验不行，理论分数永远不可能得满分。”
学生心服口服，从此更加脚踏实地，以理论结合实践潜心学习。这个学生便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
1946年，教育部给西南联大6个名额，选数理化尖子去美国读博士。时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接到上级通知，还差两个公费留学美国的名额，希望他能推荐有资质的专家去“镀金”。吴大猷负责挑物理学方面的人选。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吴大猷只推荐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亚一人。叶企孙知道后，就同吴大猷商量，是否可以考虑李政道。李政道虽然年少聪敏、潜力无限，但没有资历，按说没有这种机会，吴大猷说:“李政道确实是非凡之才，可他在学历上仅仅读完二年级，不符合读博士的资格啊。”但叶企孙从李政道身上看到中国科学的希望，他说：“我们不能为学历所限，李政道有这样的才华，可以去。”[27]于是，他郑重在举荐表上签署“非常支持”的字样，同时交待教员要关注李政道在美国的生活，尽量予以帮助。李政道果然不负所望，10年后与杨振宁一起让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
1998年，叶企孙百岁诞辰恰逢他中学的母校上海市敬业中学建校250周年，学校隆重举行纪念大会，李政道专程赶来讲话，对叶企孙荐才留学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钱伟长
钱伟长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侄子。当年他考清华时，中文和历史都是满分。学术大师陈寅恪和杨树达预言，钱伟长必将成为文史领域的新星。时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东三省的野蛮行径激怒了钱伟长。他决定弃文学理。他认为，学习物理比文史能更快更有力地报效祖国。然而，按照清华校规，新生不能转系，后在叶企孙的帮助下才得以顺遂。
钱伟长晚年曾回忆道：“从五四运动后，清华的学生运动接连不断，叶老师的家中，也是年轻人议论这些事情的场所，叶老师总是抱着同情的心情参加议论。尤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有几次反动军警包围搜捕清华学生时，有不少学生领袖就曾躲藏在叶老师的北院七号家中，殷大钧和何凤元和叶老师就很熟悉。”
华罗庚
1931年8月，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内部教授讨论交流会召开。当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提出“建议升数学系资料室职员华罗庚为教员，并负责讲授本系大学微积分课程”时，现场大部分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华罗庚虽是系里的数学天才，但却不是一个合格人选，一是华罗庚仅为初中学历，二是他是个残疾人，三是他到校资历尚浅，不足两年。这时，只有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自学成才的华罗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止一次找人了解华罗庚的事迹，发现华罗庚对数学很痴迷，并因此取得了不菲成绩。叶企孙清楚地记得，前不久，他无意中在一本日本学术杂志上看到华罗庚写的一篇数学论文。文中逻辑的缜密，语言的精练，让一贯以“慎独”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也不由连声叫好。
想到这里，叶企孙严肃地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以我个人判断，不日之后，他将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有叶企孙的保举，这项提议顺利通过议程。5年后，叶企孙又安排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其他
钱骥
张宗邃1934届
胡宁1938届(于敏)
彭桓武1935届（周光召）
钱三强1936届
陈芳允1938届
屠守锷1940届清华航空系
邓稼先、朱光亚1945届
程开甲1929届
赵九章、王大珩、陈芳允三人均毕业于清华物理系。钱骥于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在南京的中央气象所工作，跟随赵九章。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成立，赵九章任所长，钱骥为某研究室副室主任。1966年卫星设计院成立时，赵九章任院长，钱骥为业务负责人之一。可以这样说，钱骥一直做赵九章最亲近的助手。由于赵九章是叶企孙的入门弟子，钱骥也可以说是跟叶企孙有了间接的师承关系了。
钱学森于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他怎么会与火箭卫星打上交道的呢？这也与叶企孙有点关系。清华改为大学后，于1933年恢复公费留学生，并向全国公开招考，主持这项留学生（不仅是留美，还包括留欧）考试的就是叶企孙。钱学森一毕业就参加了1934年的留学生考试，参加这一届考试的有清华物理系毕业的赵九章、王竹溪，历史系毕业的夏鼐，土木系毕业的徐芝纶，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殷宏章，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张光斗等共20人。这些人出国留学学些什么，到哪所大学，都由叶企孙会同各方面专家并结合留学生本人要求仔细考虑，所以他们出去后都学业有成，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专家。考虑到钱学森在国内学的是铁路工程，出国留学却是航空工程，两者差异太大，所以就叫他在清华大学补修航空专业一年。从这五位卫星功臣的经历，可见叶企孙对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贡献之大。
第三位是1935年毕业的彭桓武，1938年他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大师玻恩。彭桓武在名师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理论物理基础，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成为扬名海内外的科学奇才。1947年他回国后即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理论权威。
第四、五位是1936年毕业的钱三强和王大珩。钱三强于1937年来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约里奥一居里夫妇，专攻原子核物理并做出了显著成绩。1948年，他决定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妇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自己的得意门生的鉴定书上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十年来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研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的！”
第六位陈芳允于1938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曾在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研究所任助教，该所是清华特种研究所下属的五个研究所之一（另外四个研究所是理科研究所、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金属研究所），而特种研究所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叶企孙。陈芳允于1945年被派往英国一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于解放前夕回国。他后来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
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三位与叶企孙是隔代的关系。周光召于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随即考取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叶企孙一起调到北大，1954年毕业于北大研究生院。1957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1年请战回国参加了原子弹研制的理论工作。1992年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邓稼先、朱光亚都于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当时，叶企孙是西南联大理学院的院长。1948年，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后即回国。他后来是研制核武器的第九研究院院长，被誉为“两弹元勋”，1986年因患癌症不幸去世。
朱光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6年西南联大物理系获两个留美名额，叶企孙与吴大猷商量决定派朱光亚和李政道去。朱光亚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获物理学博士后于1950年回国。1957年，在他的领导下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后来他又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中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人。
于敏和程开甲两位功臣不是清华毕业的，但他们却是叶企孙学生的学生。于敏毕业于北大物理系，1949年攻读研究生，师从张宗燧和胡宁，这两位分别是清华物理系1934年和1938年的毕业生，是享誉国内外的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程开甲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他的毕业论文导师为王淦昌，毕业留校后当了王淦昌的助教。
屠守锷则是清华大学航空系1940年的毕业生，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留学，获硕士后于1945年回国在清华任教授。当时，叶企孙则是包括航空研究所在内的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从1957年起，屠守锷成为我国导弹及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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